光影接力赛票房越来越高 中国电影更好看了吗?

林依婷

神州娱乐头条2019-09-20 13:26

【写在前面】

“我们这一代人,从小经常在录像厅看各种港片,(在你身边)狂轰乱炸的。”

“那个时候也真的是港片的巅峰,而且有别于好莱坞,更偏向于我们中国文化、东方文化,在那里面我也汲取了很多营养。”

即将踏进四十不惑的饺子,大喇喇地坐在我面前,聊着自己的电影启蒙。

从无人知晓到影史票房亚军,一切仿佛发生在一夜之间。

这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奇迹:不知不觉间,中国电影人的代际流转速度,开始变得飞快。

就像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赛。

在如今这个节点上,我们和几位不同代际的导演,一同回望中国电影走过的前路,哪哪儿的,都令人感慨。

1.

2019,有一些新的开始。

采访饺子那天,距离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正式上映,还有三天。

彼时很多人已隐隐觉得,这部动画电影会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重重的一笔。

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剧照

饺子穿着简单的大红T恤,浅色短裤,偶尔揉揉被强光照射久了的眼睛,继续大谈拍摄中遇到的各种困难。

电影上映后的50多天里,他一共发了21条微博,全是转发,文案也几乎是清一色的感谢。

更多网友开始翻看饺子过去几年的踪迹。比如,2014年5月5日,那时还叫饺克力的饺子发了条微博:

“准备搞个新浪认证的时候,才发现粉丝不到100人,粉到用时方恨少呀!”

如今,粉丝数不到100万的饺子,已将微博设置为仅半年可见。48亿票房之后,一段全新的人生,已然开启。

比饺子小一岁的章笛沙,也在40岁之前交出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。

“我相信创作者,尤其是写剧本的,一定会想有一天能够自己亲自把这个剧本给拍出来。”

如今回头看,《最好的我们》4亿的票房,的确超出很多人的预期,尤其在这个青春片不再是主流的2019年。

《最好的我们》剧照

第一次做导演,章笛沙的感受是:拍跟写,还是不一样。

“拍的时候,你是直接面对观众的,所以你必须要去考虑观众看的时候,他会有什么感受,以及最后它呈现的东西,能不能达到你最初对观众的一个预期,你都要平衡得很好。“

谈到票房不俗的原因,章笛沙自己归功于陈飞宇和何蓝逗两个选角的成功——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共识。

他没说到的,还有一个关键:野心。

多少年轻导演的处女作,都折戟于过剩的表达欲,和过大的野心。只专注于讲好一个故事的章笛沙,算是给自己的导演之路开了个好头。

2019,也有一些“中年危机”。

同样是野心管理,与新人相比,滕华涛、管虎的2019,远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。

《上海堡垒》首映前一天,滕华涛说自己并不忐忑,不过对于大众对影片的接受度,他也承认心里仍然是个未知数。

《上海堡垒》片场照

但他的语气依然自信,“这次算摸索出了一个方法来,从完全不知道怎么做,到现在知道方法了,肯定会有一些遗憾,下次想高一点的标准和高一点难度的事儿。我觉得这个类型,应该计划还会有个一两部。”

几天后,8月9日《上海堡垒》公映,首日7400万,次日2000万,豆瓣评分跌破4分。

到公映第8天,《上海堡垒》战略性放弃,排片降至0.2%。公映21天后,影片早早选择在线上发行。

《老炮儿》之后的管虎,除了拍拍网剧带带新人,就全力扑在了自己的新作品上。很多观众,都期待着能早日看到。

除此之外,在这个重要的年份,他还有一部短片创作的任务,来自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的七分之一,合作黄渤,讲述为了开国大典顺利升旗争分夺秒的新中国前夜。

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管虎工作照

无论回望历史还是反思现实,中国电影在2019,的确多吃了一些苦头。

这里面也包括,12年未拍电影,2019一年便有两部公映的第五代导演李少红。

平心而论,《妈阁是座城》并不是一本天然适合影像化的小说,对这个困难,李少红自己也有清醒的认识,“这个小说几乎是一个女性的内心独白组织出来的故事,所以对拍电影的人来讲有点难,就是怎么能够让你的镜头感从客观变成主观,能够行云流水,能够不让人感觉到有一个隐身人在背后指挥一样的,这点还是挺难做到的。”

李少红的确想了很多办法,但《妈阁是座城》平平的票房和口碑,证明了12年后,她和如今观众之间的距离,在进一步拉大。

李少红帮助白百何理解人物情绪

2019,《流浪地球》和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两部45亿+注定留名影史,与此同时,更多国产新片被淹没在其实并不拥挤的市场之中。

“2019除了两部爆款,哪部国产电影让你印象深刻,甚至赞不绝口?”这个问题,远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容易回答。

当然,现在就对中国电影的2019盖棺定论,还为时过早。但放眼四季度,热热闹闹献礼扎堆的国庆档之后,长达三个月的档期,的确是冷清得紧。

有爆款,也有哑弹,有惊喜,也有挫折,而当我们的话题打开格局,从新片聊到过去40年的中国电影之路,几位导演也依然有话要说。

2.

“以前等于大家就看一种电影,然后喜欢不喜欢,反正就这一个样,比较单调。现在其实有文艺片的市场,也有西片的市场,也有国产影片的市场。纵观这几十年世界各地的电影,中国还坚持和保留了对于中国现实题材和国产影片的这个市场,这个其实是挺厉害的一件事情。”

几十年来,中国电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?

李少红的答案,是类型。

“(中国)电影在一二十年前,还都非常单调。经过市场化之后,真的是类型很丰富了。再加上互联网的进入,对整个电影的结构也起到了一个很大的洗牌,这些都是丰富电影市场的一个过程。”

事实上,如果我们单纯地进行数字对比,整整40年前的1979年,堪称中国电影的巅峰之年——在那一年,每个中国人的年均观影数,是30场之多。放在世界范围内,这也是一个碾压级别的存在。

因为通货膨胀和票价的低廉,80年代的中国电影在绝对票房上无法和如今相比,但单片的观影人数,是现在无法比拟的。

79年《保密局的枪声》,6亿人次观影;82年《喜盈门》7.29亿人次观影,同年的《少林寺》,更是累积超过16亿人次观影。

《少林寺》剧照

以市场之后的数据来对比,目前只有《战狼2》、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和《流浪地球》的观影人次超过了1亿人次。

《流浪地球》剧照

当然,这样的对比,也是在间接证明李少红“类型越来越丰富”的说法。

尤其是,随着1994年开启了好莱坞大片的引进,国产电影一度陷入“被抄家”的恐慌。

“大家在十几年以前都在喊的口号就是,好像一定要对抗(好莱坞),保护家园那种感觉,好像顺势可能就泯灭掉了。但是其实没有,中国观众还是很爱看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生活。尤其那时候还觉得,文艺片肯定就是没有了,但是没想到文艺片现在的市场也很好。”

伴随着类型的丰富,是电影市场的极速扩张。

从单片10亿+,20亿+,到2015年之后,《美人鱼》(33亿)、《战狼2》(56亿)接连以10亿甚至20亿的跨幅打破新的纪录。

《我不是药神》剧照

《唐人街探案2》、《红海行动》、《我不是药神》和今年的《流浪地球》、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也先后获得了30亿+甚至40亿+的票房。

至于全年票房,从2010年的突破百亿,到去年突破600亿,不过用了9年时间。

不管从哪个角度,在40年来娱乐方式呈翻天覆地改变与丰富的同时,电影作为其中最为古老的形式之一,依然是不可替代的那一个。

而管虎导演,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变化与进步的角度:技术。

在新片的拍摄上,管虎这次用到了目前世界最顶尖的IMAX摄影机,这也是第一部全程用IMAX摄影机拍摄的华语电影。

管虎笑说,对他来说,这不算挑战,“全世界才几十台,人家只租不卖,到底怎么回事儿,我们试试。这个是好事儿,它不是挑战了。但是它确实带来很大的难度,就是等于一下所有东西都要技术革新了。”

他口中的革新,精细到了最为微小的细节,“原来不是咱(演员)贴胡子有那个纱帘什么的,这绝不允许了。你眼睛里戴了什么,都看得见。50米以外,一个群演笑一下,或者地面有一个烟头,都不行。画幅扩大化了。但是它低感和最高光的时候,效果特别好。所以还是在拍摄上给了一个新经验。”

从摄影机到后期制作,从技术到投资,从银幕到影院,中国电影所有的外在环节,都在飞速地进步。

但管虎导演有不同的看法。

3.

“我不认为(中国电影)这40年发展很快,我认为发展很慢,远远达不到40年应该达到的标准。”

我继续追问:具体表现在哪?

“各方面吧,包括艺术水准。当然票房水准是达到了。我只能说所有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必经过程,我们也是沉浸在其间随着走。不管是韩国、美国、日本,它都有过这个过程。那我们沉浸在这个过程里,但愿这个水落石出和成熟市场,就别太晚到来就行了。”

中国电影距离“一个成熟市场”的定义,的确尚有距离。

基础的电影工业,两部科幻新作,《流浪地球》让观众看到了中国电影巨大的进步,但《上海堡垒》又立刻展现了和世界顶尖有多大的差距。

客观来看,一个业内人士曾如此分析:并不是这两部影片差距有多大,《流浪地球》主要在环境特效,而《上海堡垒》的视效难度更多在互动层面,对电影工业,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维度。

但不可否认,差距是全方位的。

一方面,这是极速扩张带来的必然后果。

越来越多的观众也开始有这样的印象:票房越来越高,但如今的中国电影似乎没有过去好看了。

市场极速扩张的一个后果,就是必然会变得鱼龙混杂,票房高涨给了很多人错觉:拍电影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。于是大量并不够格做导演的人做了导演,大量粗制滥造的电影上了银幕。

尽管优质电影每年仍层出不穷,但数量上完全不能与烂片相提并论,这自然会给观众带来“全是烂片”的错觉。

另一方面,大量创作者也在坚持自我与迎合市场之间迷失。

张艺谋陈凯歌早年同台合影

这不仅仅发生在年轻导演当中,第五代导演的代表张艺谋、陈凯歌都曾在中国电影的市场大潮中,失掉了曾经的锐气和创造力。

当票房渐渐成为除了奖项之外,评判一部电影成功与否的那个最重要标准,创作者似乎很难在本心与迎合之间选择前者。

而更致命的,是在类型片创作所需的工业基础尚未夯实的情况下,大量迎合市场而创作的商业类型片,不仅没有得到观众认可,反而在打击观众对国产商业电影的好感。

当创作者的眼中只有票房,票房必然将弃之而去。

近几年来,开心麻花的起落,青春片、爱情片大量跟风产出后的凋零,乃至中国在世界上最有辨识度的动作电影,都少有佳作。

但愿这个水落石出和成熟市场,别太晚到来。

4.

拍电影,终究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赛。

五位导演,李少红生于50年代,管虎是60后,滕华涛70后,饺子和章笛沙则是80后。

1983年,不到30岁的李少红正式出道。

“我最早是跟谢铁骊导演做副导演,然后我从小就非常喜欢他的电影。因为南北两谢嘛,谢晋和谢铁骊,再加上我小时候还跟妈妈一块儿去看谢铁骊拍电影。那时候,我妈妈在做他的场记,我记得是《早春二月》。”

《早春二月》剧照

李少红回忆起自己和电影的结缘,陷入到对往事的回忆当中。

“一毕业的时候就跟他去做场记,去拍《包氏父子》(1983年)。他就对细节和人物特别注重,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都影响了我。在我看来,电影的魅力也是细节和人物。”

而很多人不了解的,是李少红生在电影世家。

“(入行)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不管是意识到了,还是下意识的,是因为我妈妈是电影导演。所以从小的时候,妈妈会领我到片场。这些你不能说它对你没有影响,就是基因上是有影响的。”

“在那时的我心中,电影是一个极富有创造性的一个职业,就是你可以把很多想象变为现实。当时,这个对一个女孩子来讲很神奇。你可以创造一个世界,里面有人物,有环境。你可以回到古代,你也可以去到未来。我觉得这是很神奇的工作,很有自由度,有创造感。“

如果你足够熟悉,会发现从50后到70后,李少红、管虎、滕华涛,都出自电影世家。

李少红第一次担任副导演的《包氏父子》,主演之一的管宗祥,正是管虎的父亲。管虎的母亲于黛琴,也是国内著名的话剧演员。

管虎说,自己的电影启蒙其实不算早,是“十二岁搬回那个北京电影制片厂大院”之后。

“那个大院,它跟别人不一样,它是每周放两到三次,我们叫内参片,就是外面老百姓看不着的。”

后来阴差阳错地上了电影学院,管虎也从没觉得自己是个做导演的料儿。

1994年,26岁的管虎自编自导了处女作《头发乱了》,如今回忆,颇多感慨,“意气风发地拍第一个电影,就给打入冷宫,然后你会怀疑这个从业资格,你会觉得做导演太不容易了,你得是诗人、音乐家、画家的总和。”

比管虎小4岁的滕华涛,父亲是著名导演滕文骥。谈到自己对几十年变化的最直观感受,滕华涛笑说地位明显不同,“他们那会儿电影的地位特别高。你不管走到哪,一说这是拍电影的,大家会万人空巷,就觉得特别新鲜。现在基本上我们在哪拍电影就被人轰:去去去,扰民。(笑)”

1995年,滕华涛从电影学院毕业,没机会拍电影,“那个时候,好像全中国一年也就30部左右的电影。你想我们那种刚毕业的学生,哪有机会,也没想过能够这么快速地发展起来。”

直到16年后,《失恋33天》才让滕华涛在电影圈站稳脚跟。

对比起来,80年的饺子和81年的章笛沙,成为导演之路,看起来要比前辈们便利了许多。

章笛沙是编剧出身,饺子更是医学院毕业,拍动画,完全是兴趣使然。

90年代,李少红达到自己的巅峰,接连拍出《血色清晨》、《四十不惑》和《红粉》,管虎和滕华涛崛起于21世纪前十年,真正在电影上打出名堂,则要到最近十年。

《四十不惑》剧照

一代又一代,这场关于电影的接力赛,从家族内,到电影圈,始终未曾结束。

拍电影的门槛正在变低,30年甚至20年前的人一定无法想象,世界会迎来一个人人皆可做导演的时代。

“大家不提国漫崛起的时候,国漫就崛起了。”

“就像华为说的,大家喜欢再买,不要为了民族情绪来买我们。”

饺子谈到国漫崛起这个热门话题,开口就是金句。

“那个时候,国漫就像阳光、空气、水一样那么平淡的东西,但你又非常需要它。好作品的产出非常的恒定,你可能每隔几个月就要去看一下。然后这个时候,大家已经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事儿了。这个时候,就真正崛起了。”

这话,同样适用于中国电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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